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择一事,终一生:王津在故宫“修钟表”

2018-01-08 14:27:46


2018-01-08    来源:中华读书报 

  王津在故宫西三所钟表室里度过了近四十年,像他这样的修复师在故宫还有很多,王津和他的同事们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的定力与专注,隐隐安慰了这个变幻莫测的时代。

  故宫钟表修复师王津因为纪录片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而走红,五十五岁的他意外成为“男神”“网红”。在骤然降临的声誉面前,他异常淡定,仍然每天坐公交车上下班,遇到合影就坦然接受。这份定力是近四十年文物修复生涯带给他的,也是许多九〇后喜欢他的原因。

  钟表是故宫博物院中非常特殊的藏品,堪称世界博物馆同类收藏中的翘楚。清朝皇帝酷爱钟表收藏,顺治、康熙、乾隆三位皇帝嗜爱钟表的程度,一代胜过一代。西方工业革命以后,传教士到中国来,他们钻研皇帝的喜好,把当时最新、最好的钟表送到宫里,形成了一类独特的收藏。当时欧洲的钟表工匠们,为了大清皇帝的喜好,千方百计在钟表上动脑筋:车马人物、花鸟虫鱼做装饰,日月星辰通过发条变成斗转星移。清宫的一千多件钟表藏品,制作年代从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初,既有英、法、瑞士等名家制作,也有广州生产的精品,以及皇帝设计由做钟处完成的“御制钟”,制作精美,功能复杂,代表了当时钟表制造的最高水准。到乾隆时期,清宫钟表的制作形成一条从西洋传教士、工匠、到做钟太监的非常稳定的基础梯队,这些能工巧匠在做钟处共同工作,技术上不断融合,形成了故宫现有的古代钟表修复技术。

  钟表的修复技艺是唯一在故宫里一直绵延下来、没有断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由于钟表都是实用器,需要持续维护,直到1924年,冯玉祥的部下将末代皇帝溥仪赶出宫时,钟表匠人依然留在紫禁城内。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,原做钟处的工匠徐文磷成为故宫博物院第一代宫廷钟表修复大师,培养了徐芳洲、白金栋、马玉良、陈贺然四位弟子。1977年王津师从马玉良。在老师傅们退休以后,王津和他的徒弟亓昊楠,如今是故宫仅有的两位宫廷钟表修复师。至今,清宫钟表修复,已经传了三百多年。

  明末到清末是中西方文化大融合的时期,这种交流与碰撞呈现在清宫钟表上,是它的文饰、色彩等既非纯正中国的,也非完全西洋的,因此而一变,丰富而琳琅满目。中西融合,以一种物化的形态呈现,包括它的修复理念,中与西之不同也是泾渭分明。西方尊重大师作品,在整个修复过程中一定保持大师的思路,以及整件作品的完整性。而这一点,并不是清宫造办处工匠考虑的重点。他们会把大师作品拆分、重组,对它进行改造,使它能够适应皇帝的需求。看似是东西方工匠的不同,却也呈现两种文化的差异。

  王津延续了故宫钟表修复的传统。2011年,瑞士某钟表品牌在大陆举办展览,带来了十八世纪钟表大师雅克·德罗父子制作的写字人钟(又名“作家”钟),运输过程中钟表出现故障,发条断裂。按照西方修复理念,发条需要专门工具做,但写字人钟隔天就要在新闻发布会上表演,显然来不及。主办方找到故宫请求帮助,王津紧急受命。到了场地,他看了很长时间,谁都没有想到他会用那样一种方式来解决问题:用0.5号钓鱼线代替发条,借助余弦力度,可以起到发条的作用,写字人钟开始书写;再比如,某宫廷钟表机芯里的气囊原料为进口羊皮,轻薄如棉纸,时间久了原料用光,可是展览迫在眉睫,怎么办?王津用以修复气囊的,居然是韧度很强的民国纸币,“这个简直是太有意思了”。

  钟表修复既有传承,也有创新。和清宫工匠的不同在于,第三代修复者的王津和第四代的亓昊楠拥有更开阔的眼界,他们不断和国外的钟表制作者、钟表修复者、钟表历史研究者交流,看似一个简单的修复,实际上它的参照体系和知识体系已跟过去完全不同。他们的成长,也是故宫博物馆不断与世界接轨的历程。中国和世界的融合和碰撞仍在继续,故宫的钟表修复工艺,也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,发生着微妙的变化。

  而一出故宫,是另一个世界。这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,经过三十年的高速发展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。“乱世黄金,盛世收藏”,收藏行业进入空前繁荣时期。手艺人王津与收藏家黄嘉竹形成一组有意思的映照。那是一个民间的钟表展览会,收藏家与品牌商蜂拥,现场富丽堂皇如联合国会场。黄嘉竹是台湾著名钟表收藏家,会场上,众人争睹他收藏的维多利亚女王送给爱女的怀表,一片赞叹。听说王津是故宫钟表修复师后,他反复追问故宫有没有这样的表,听到否定的答案后,黄嘉竹心满意足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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